摘 要：
目的 基于2018年初季节性流感流行事件,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信息传播效果进行评估。方法 2018年1～3月, 对广东省2 529人进行关于公共卫生风险认知与行为现状的网络问卷调查, 运用SPSS 19.0和Excel软件分析数据。结果 公众被动获取信息主要来源于电视 (61.65%) 、网络或新媒体推送 (61.30%) 、家人朋友等相传 (53.46%) ;流感关注程度高的人群更容易产生主动搜索行为 (OR=8.257) , 有自身或周围人患流感经历对信息主动搜索行为影响显著 (OR=2.333, 1.781) , 学历为本科以下人群主动行为比例较高 (OR=2.306) , 知识得分与搜索行为呈现正相关性 (OR=1.096) 。结论 相关部门应对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以多种媒介进行风险信息传播、宣传和教育;对于流感等辨识度较低的传染病, 应该强调症状的特点, 增加针对性药物的相关信息宣传;提高网络媒体信息内容的科学、权威和准确性, 及时引导公众的认知和理性的防治行为。
关键词：
流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风险沟通 信息获取 媒体传播
风险沟通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进行信息公开和传播, 并达到与公众充分交流、实现良好沟通效果的重要方法[1]。当今多样化媒体形式使得信息传播具有快速、高效和多向化的特点。国内外学者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信息传播渠道、公众获取信息途径已经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和探讨, 信息内容质量和效用值得进一步的关注[2]。2017年末至2018年初, 乙型yamagata系、甲型H1N1和甲型H3N2流感病毒叠加引起全国性季节性流感,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流感死亡数据, 2018年1月死亡病例达56例[3], 已超过2017年全年死亡病例38例, 高峰期发病率达6.7%[4], 引发奥司他韦等药物供不应求的状况[5]。国家卫计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家流感中心先后发布《近期我国季节性流感流行情况与防治知识问答》与《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 然而政府发布的流感信息是否有效传播给公众且达到风险沟通效果需要深入调查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了解广东省居民在2017-2018年流感事件中的信息获取相关经历, 即对公众在流感流行期间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内容类型进行探索, 从中发现不同人群对不同类型信息的获取程度, 研究公众信息需求和网络或新媒体信息效用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2018年1～3月, 利用雪球抽样法抽取居住在广东省地区的2 529例公众进行自制问卷的网络调查, 经筛选有效样本共1 992份, 其居住地主要分布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和其他市 (县) , 例数分别为822 (41.26%) 、246 (12.35%) 、128 (6.43%) 、112 (5.62%) 和684 (34.34%) , 与广东省常住人口比例成正比。职业主要分布为医务人员或公共卫生相关职业者234 (11.75%) 、工人142 (7.13%) 、教育相关职业105 (5.27%) 、自由职业108 (5.42%) 及其他职业, 性别比、城乡比均相近于2017年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比例[6], 因此认为该数据可代表广东省总体情况。
1.2 方法
1.2.1 问卷内容
自制问卷《公共卫生风险认知与行为现状调查》共分为以下五部分: (1) 流感的风险认知、情绪、态度。 (2) 流感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在知识问题设计上将“普通感冒”的概念、病因及症状特征等作为干扰项或干扰问题, 例如设置判断题“打喷嚏、流清涕, 声音嘶哑、咳嗽, 咽干、痒等症状是否为流感症状”以测试公众对两类疾病的辨识度。 (3) 流感的经历与应对行为。 (4) 流感相关信息获取与风险沟通状况。 (5) 个人基本信息。
1.2.2 概念解读
被动获取信息:本研究将信息自信息源单向传播至公众, 并被公众记忆的行为定义为公众的被动获取信息行为。主动搜索信息:将公众在网络或新媒体上主动检索、查找、搜寻流感相关信息的行为定义为信息主动搜索行为, 与张敏等[7]提出的网络健康信息搜索行为概念相似。城市/城镇/农村人口:参考我国《城市规划法》, 本研究将居住地为省辖市 (直辖市) 居民列为城市人口, 县级市居民列为城镇人口, 乡村等其他地区居民列为农村人口。
1.3 质量控制
调查前课题组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回收网络问卷时将存在大量缺失值问卷 (如雷同答案过多、连续无逻辑跳答等) 计为无效问卷, 排除非广东省居民, 统一规定筛选标准并保证问卷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共回收有效问卷1 992份 (78.77%) 。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9.0和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和统计图进行分析。知识问答正确率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中男性995人 (49.95%) , 女性997人 (50.05%) ;城市居民1 372人 (68.88%) 、城镇居民351 (17.62%) 及农村居民269人 (13.50%) ;本科及以上1 004人 (50.40%) , 本科以下988人 (49.60%) ;年龄≤20岁128人 (6.42%) , 21～岁924人 (46.39%) , 31～岁710人 (35.64%) , 41～岁182人 (9.14%) , ≥51岁48人 (2.41%) , 最高年龄66岁。
2.2 流感事件中信息供给与需求情况及公众行为分析
公众被动获取流感疫情 (72.19%) 、预防措施 (68.67%) 和流感症状 (64.36%) 的信息较多, 药物信息获取量最少 (33.23%) 。76.31%会主动搜索信息。73.55%人已经获取了疫情相关信息, 69.74%人会主动搜索该类信息;65.92%人已经获取病因基本知识, 72.11%人会主动搜索该类信息;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信息被获取量高于主动搜索量, 相差比例分别为8.94%和9.27%;药物信息获取量和搜索量均较少 (35.33%, 31.97%) , 见图1。
2.3 公众流感相关知识知晓率分析
流感知识知晓率分析旨在测量公众将获取到的流感信息转化为自身流感认知的能力。由此可见, 公众之间对此次流感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差异较大, 其中公众对此次流感主要病原类型了解较差, 正确率仅2.26%, 有15.66%人能区分两类疾病的症状特征, 只有25.35%人能正确了解药物的使用。
流感病因、症状、预防措施和药物信息中均有知识正确率受到被动获取和主动搜索同时影响的情况。而针对“主要病原知识”和“主要传染源知识”, 会主动搜索病因信息的公众正确率更高;被动获取了更多流感症状信息的公众更容易答对“打喷嚏、流清涕, 声音嘶哑、咳嗽, 咽干、痒等症状”, 见表1。
2.4 流感事件中不同人群信息获取情况分析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结果, 当公众被动获取流感相关信息时, 主要来源渠道依次为电视 (61.65%) 、网络或新媒体推送 (61.30%) 、家人朋友等相传 (53.46%) 、其他大众媒体 (报纸杂志等) (46.59%) 、广播 (39.81%) 和社区宣传单 (24.50%) 。女性获取流感各方面信息程度高于男性。21～岁年龄组人群获取各种流感信息的数量明显较高 (P<0.01)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被动获取信息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与农村居民相比较, 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群被动获取了更多的流感病因、疫情、预防措施、治疗方法及药物信息 (P<0.05) 。当周围人患病时, 信息获取量受影响较小。关注流感事件的公众获得各方面的流感信息更多 (P<0.01) , 见表2。
本研究显示, 会主动搜索流感信息的公众中, 82.24%人选择官方媒体平台 (如新华网、人民网等) 为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 78.36%人选择政府机构与专业机构发布平台, 包括官网、官方微博及官方微信号, 另外分别有48.16%和46.58%的公众选择个人社交网络平台和搜索引擎满足对流感相关信息的需求。以信息主动搜索行为为因变量, 将性别、年龄、居住地类型、文化程度、自身 (或周围人) 患病情况、流感关注程度及知识得分列入logistic回归分析, 见表3。结果显示, 年龄、文化程度、自身或周围人患流感情况及流感关注程度均影响公众主动搜索信息行为, 年龄在41～50之间人群有明显搜索信息行为, 流感关注程度高的人群更容易产生信息主动搜索行为 (OR=8.257) , 学历为本科以下的群体对各类信息需求较本科及以上群体高 (OR=2.306) , 有自身或周围人患流感经历对信息主动搜索行为影响显著 (OR=2.333, 1.781) , 知识得分与搜索行为呈现正相关性 (OR=1.096) 。
3 讨论
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信息传递、应用和反应的一系列行为, 尤其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健康信息的传播能较大程度影响公众的认知与行为[8-9]。评估政府及媒体在风险沟通中信息供求、知识传播效果是本研究的关键问题。一方面, 信息的“被动获取”间接反映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流感事件报道的信息传播情况;另一方面, 通过“主动搜索”反映公众对流感信息的需求情况, 同时也反映了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的状况。近年来广东省作为多次传染性疾病的首发地区, 相关部门已给予高度重视和制定应对措施, 各方面已处于我国较高水平, 因此本研究选取广东省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以了解我国公众流感认知与相关行为的水平与情况。
在流感信息供求关系分析中, 流感疫情、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信息传播效果较好, 其传播来源主要为电视、网络或新媒体和家人及朋友相传, 侧面反映出电视和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较侧重于这些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公众更倾向于主动搜索的流感病因的基本知识 (如病毒名称、类型等) , 外界信息传播量相对较少, 使得公众流感认知平均水平相对较低, 尤其是对“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的辨识度较差。流感治疗药物信息的获取量与需求量均较低, 说明媒体和公众都没有对药物信息给予足够重视。在同类研究中, 我国学者在禽流感和流感大流行期间的信息需求调查中显示, 广州市居民对药物信息的需求程度处于较高水平[10], 与本研究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是公众混淆了“普通感冒”和流感, 进而影响对药物信息等需求行为。并且本调研中广东省居民流感知识掌握情况较不理想, 对各项知识认知水平差异较大。根据信息质量感知理论, 李晶等[11]提出信息效用质量, 结合本研究其概念意为在网络环境中流感相关信息能够多大程度影响用户健康认知, 综合供需情况和知识知晓率可见此次流感事件的信息效用质量差异较大。
本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居住地类型的人群在信息获取和利用方面均有差异, 如女性相对于男性获取更多流感信息, 年龄、学历越高者被动获取的信息量越高, 对此国内学者在其研究中也得到相似的结果[12]。学历较低者信息搜索行为比例较大, 可能由于网络终端的多样化导致新媒体信息可及性增加, 弥合高低学历人群之间差异, 侧面反映出新媒体已成为公众信息渠道的首选, 而其他影响因素需要更深度的研究给予佐证。
探究媒体传播信息效用质量之外, 公众对流感事件的态度、认知和行为同样影响信息获取和利用。本研究显示搜索信息行为受流感关注程度、患病及周围人患病因素影响, 且与知识得分呈正相关。自国外学者Simonds[13-14]首次提出健康素养概念以来, 将健康素养与信息搜索和需求结合起来的研究逐年丰富[15], 张敏等[7]利用情景模拟探索发现健康素养较高的用户具备较高的知识获取能力。2018年4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次提出应急素养概念, 即公民在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具有自救互救、掌握知识技能等能力[16], 因此提高公众对流感等传染病事件的关注度、健康意识有助于提高风险沟通的效果。
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 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制定相应的流感信息传播、宣传和教育策略。对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采用传统媒体为主、网络或新媒体为辅的信息沟通渠道,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途经的传播力提高人群的流感认知水平[12]。 (2) 对于流感等辨识度较低的传染病, 应该强调症状的特点, 增加针对性药物的相关信息宣传, 提高公众对疾病辨识度的同时, 预防因治疗不及时、不适当而引发严重的疾病后果[17], 专业机构更应注重药物前期储备和后期调配工作[18], 避免药物供不应求的现象发生。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信息仍然是公众最关注的内容,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风险沟通专家于2007年提出:针对不同人群、地区的健康信息编写、快速传播和疫情应对中的信息更新是面临的三个关键挑战[19]。网络已经成为公众主要获取信息渠道, 对其信息内容的科学、权威、准确性等监督、监管尤为重要。政府及专业机构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充分利用和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优势, 及时引导公众的认知和理性的防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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